。”杨秋叫身边的情报员把一封被汗水浸湿了的最密级的情报递送给张瀚，自己解释道：“我还没看，不过这事是整个京城都知道，所以王发祥一接到消息立刻派人送信来，跑了六个多时辰，一路每半个时辰换一次马，午后出发，到现在才送到，我一刻也没敢耽搁，立刻就递过来了……”

    几个人都眼巴巴的看着张瀚拆信，具体的情形肯定是在王发祥的密报里头。

    赵立德张大了嘴巴，象是被雷击过的蛤蟆，他对张瀚已经心服口服。

    张瀚则是先摇头叹息一声，他只记得天启帝是在八月时落水后而死，此前他就有气喘和咯血的症状，这种病只能安心养着，这个时代是绝症，以皇帝的生活水平和御医伺候不断的条件，就算太医院全是蒙事的，调理身体总还是办得到的……结果就是天启不慎游湖落水，受创很重，引发旧疾，这一次完全按不下去，短短时间内皇帝就确定不治，拟了遗诏之后传位给信王，天启撒手归西，给他的皇五弟留下了一个不算太烂的烂摊子。

    崇祯元年就要到来，比起崇祯十七年时，年轻的信王还是接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庞大帝国。这个时空有和记，信王面对的局面要更复杂和险恶的多。但在原本的时空，崇祯元年时只有王二等人造反，农民军的规模很小，转战的地域不大，没有造成严重的破坏。因为对灾区百姓的同情和怜悯，加上皇帝才十七，不失赤子之心，所以在头几年崇祯同意三边总督杨鹤的主张，对这些造反的百姓以招抚为主。

    不得不说其实早期的招抚还是有效的，有一些著名的头领受了招安，此后就再也没反。

    但多半的招安对头领有用，对普通的造反者屁用没有。

    朝廷又没有多少钱粮安置，地方上还是一片饥荒，不造反还得挨饿，已经反过的人就很难安心下来留在地方上忍饥受饿，于是只能再举反旗。

    这样反反复复的到了崇祯二年，皇帝在这两年里没有在东事上做什么大改变，只是用了袁崇焕，然后是皇太极从草原绕道破口，杀袁，用孙承宗，辽西局面变化不到，京畿和蓟镇则一片残破，又是几十万人流离失所。

    然后是皇帝重新任用东林党人，拨乱反正，接着就是崇祯接受不少有良心的官员建议，开始减免赋税。

    有些人说崇祯年间减免的全是工商税，也并不尽然，工商税和很多杂税是一起减的，主要还是天启年间收的太狠，地方上已经不堪重负，叫苦的不光是百姓，也有商人，也不光光是南方的士绅阶层。当然江南士绅肯定是推波助澜的一群，他们在政治上发出的声音最大，最后给人一种错觉，好象就是东林党拼命在抗税……从天启到崇祯的收入财务表格就看的出来，前后的差异不大，崇祯四年之后各种税就恢复了，而且后来越收越狠。

    大明的财政问题是制度设计有问题，中间环节浪费太多，士绅阶层大量转移压力，明朝始终做不到如宋朝那样大一统的集中的财务管理制度，明的税收其实较南宋不知道低多少，但百姓比南宋的百姓要困苦的多，就是中央的财政执行力度和中间环节出了大问题，倒是不能完全归罪到东林党人的头上。

    换句话说，就算文官要背锅也是大明全体的文官背锅，还得算上太监，勋贵，外戚，包括皇室自己。

    所以当整个制度失灵，财务破产的时候，归罪某个团体没有任何意义，皇帝不能约束臣下，使利益被士绅团体把持瓜分，又把矛盾和责任完全推给臣下或某个团体，这有什么意义？崇祯即位之初，东虏虽能破口，但朝廷法度犹在，农民军闹的不厉害，辽西守的住，人心还在，并没有如后来那样人心厌明，都感觉大明亡国亡定了……就算不是一手好牌，崇祯能把牌打成这样，也算是天赋异秉了。

    “大人？”

    张瀚陷入沉思很久，半响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