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躺了下来剩了几个钱？生下你来，又是这个样，真真是父是子了。你此刻住在那里？”我道：“住在城外吉升栈。”伯父道：“有几天耽搁？”我道：“说不定，大约也不过十天半月罢了。”伯父道：“没事可常到这里来谈。”说着，便站了起来。

    我只得辞了出来，依着来路出城。

    回到吉升栈，只见栈门口挂着一条红彩绸，挤了十多个兵，那号衣是四川督学部院亲兵；又有几个东湖县民壮，东湖县的执事衔牌也在那里。我入到栈，开了房门，便有栈里的人来和我商量，要我另搬一个房，把这个房让出来。我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便问他搬到那里。他带我到一个房里去看，却在最后面又黑又暗、逼近厨房的所在。我不肯要这个房。他一定要我搬来，说是四川学台要住。我便赌气搬到隔壁一家兴隆栈里去了。搬定之后，才写了几封信，发到帐房里，托他们代寄。

    对房住了一个客，也是才到的，出入相见，便彼此交谈起来。那客姓丁，号作之，安徽人，向在四川做买卖，这回才从四川出来。我也告诉他由吉升栈搬过来的缘故。作之道：“不合他同一栈也罢。我合他同一船来的，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不是骂这个，便是骂那个，弄得昼夜不宁。”我道：“怎的那么的脾气？”作之道：“我起初也疑心，后来仔细打听了，才知道他原来是受了一场大气，没处发泄，才借骂人出气的。”我道：“他从四川到此地，自然是个交卸过的了。四川学政本来甚好的，做满了一任，满载而归，还受甚么气呢。”作之道：“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省城里专有那贩人的事业；并且为了这事业，还专开了茶馆。要买人的，只要到那茶馆里拣了个座，叫泡两碗茶：一碗自己喝，一碗摆在旁边，由他空着。那些人贩看见，就知道你要买人了，就坐了过来，问你要买几岁的。你告诉了他，他便带你去看。看定了，当面议价，当面交价。你只告诉了他住址，他便给你送到。大约不过十吊、八吊钱，就可以买一个七八岁的了；十六七岁的是个闰女，不过四五十吊钱就买了来；如果是嫁过人的，那不过二十来吊钱也就买来了。这位学政大人在任上到处收买，统共买了七八十个，这回卸了事，便带着走。单是这班丫头就装了两号大船。走到嘉定，被一个厘局委员扣住了。”我道：“这委员倒是强项的。”作之道：“并不是强项，是有宿怨的。那学台初到任时，不知为的甚么事，大约总是为办差之类，说这个委员不周到，在上宪前说了他的坏话，这委员从此黑了一年多。去年换了藩台，这新藩台是和他有点渊源的，就得了这厘局差使。可巧他老先生赶在他管辖地方经过，所以就公报私仇起来。查着了之后，那委员还亲身到船上禀见，说：‘只求大人说明这七八十个女子的来历，卑职便可放行；卑职并不是有意苛求，但细想起来，就是大人官眷用的丫头，也没有如许之多，并且讯问起来，又全都是四川土音，只求大人交个谕单下来，说明白这七八十个女子从何处来，大人带他到何处去，卑职断不敢有丝毫留难。’那学台无可奈何，只得向他求情。谁知他一味的打官话，要公事公办；一面就打迭通禀上台，一面把官船扣住。那学台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说情。留难了十多天，到底被他把两船女子扣住，各各发回原籍，听其父母认领，不动通禀的公事，算卖了面情给嘉定府。禀上去只说缉获水贩船二艘，内有女子若干口，水贩某人，已乘隙逃遁。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缉文书，以掩耳目，这才罢了。他受了这一场大气，破了这一注大财，所以天天骂人出气。其实四川的大员，无论到任卸任，出境入境，夹带私货是相沿成例的了。便是我这回附他的船，也是为了几十担土。”我道：“怎么那厘卡上没有查着你的土么？”作之道：“他在嘉定出的事，我在重庆附他来的，我附他的船时，早已出过了那回事了。”谈了一回，各自回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