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幸喜来客无多，除了上海几个官场之外，就没有甚么人了。

    忙到十二点钟之后，差不多客都到过了。开上饭来，醉公便抬呼升冠升珠，于是大众换过小帽，脱去外褂，法人也脱去白袍。因为人少，只开了一个方桌，我和卜、莫两个各坐了一面，缪、计二人同坐了一面。醉公起身把酒。我正和莫可文对坐着，忽见他襟头上垂下了一个二寸来长的纸条儿，上头还好象有字，因为近视眼，看不清楚，故意带上眼镜，仔细一看，上头确是有字的，并且有小小的一个红字，象是木头戳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做声。席间谈起来，才知道莫可文现在新得了货捐局稽查委员的差使。卜子修是城里东局保甲委员，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饭，只喝了几杯酒就算了。

    吃过饭后，莫可文先辞了去。我便向卜子修问道：“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着一个纸条儿，上头还有几个字，不知是甚道理？”卜子修愕然，棱了一棱，才笑道：“我倒不留神，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醉公道：“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请教呢。那纸条儿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末了还有个甚么四十八两五钱的码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时倒省悟过来了。禁不住醉公钉着要问，卜子修道：“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每有应酬，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用。今天的事，兄弟自己也要用，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羔皮的。褂子是个小羔，还可以将就用得，就借给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头太大了，这个天气穿不住。叫他到别处去借罢，他偏又交游极少，借不出来。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彩衣街一带的衣庄都认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说是代朋友买的，先要拿去看过，看对了才要；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要送到吴淞去看，今天来不及送回来，要耽搁一天的。那衣庄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无有不肯的；不过交代说，钮绊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解了下来，是一定要买的。其实解了下来，穿过之后，仍旧替他拴上，有甚要紧。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恐怕他们拴的有暗记，便不敢解下来。大约因为有外褂罩住，想不到要宽衣吃饭，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话！”醉公听了方才明白。

    坐了一会，家人来说马车来了，我也辞了回去。换过衣服，说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陈稚农要宣付史馆一节，不禁叹道：“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继之道：“你这样说，可当《二十四史》都是信史了？”我道：“除他之外，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么？”继之道：“你只要去检出《南北史》来看便知，尽有一个人的列传，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却又寿登耄耋的，你信那一面的好？就举此一端，已可概其余了。后人每每白费精神，往往引经注史，引史证经，生在几千年之后，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还以为我说得比古人的确。其实极显浅的史事，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倒没有人肯去考正他。”我道：“是一件甚么史事？”继之道：“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礼记》上载的：‘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这可是读过《礼记》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十三年伐纣，十九年崩；文王是九十七岁死的，再加十九年，是一百十六岁；以此算去，文王二十三岁就生武王的了。《通鉴》却载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祀，计算起来，这一年文王六十三岁。请教依那一说的好？还有一层：依了《通鉴》，武王十九年崩，那年才得五十四岁；那又列入六经的《礼记》，反以不足信了。有一说，说是五十四岁是依《竹书纪年》的。《竹书纪年》托称晋太康二年，发魏襄王墓所得的，其书未经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几部版子的《竹书纪年》，都载的是武王九十四岁，并无五十四岁之说。据此看来，九十三、九十四，差得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证《礼记》的了；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