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5），都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

    （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9），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10）的自杀，还有家梭波里（11），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珴康陶》，《死的胜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德国剧作家。

    早年写过《日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干知识分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4）伊本纳兹（1867—1928）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政府监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国。主要作品有《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5）吴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以“救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

    （6）这里说的指挥刀下的“革命文学”，指当时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学。如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