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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记
    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自说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正在经营出版,但出版家有一个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于原稿,因为纸张零碎,不寄来了,不过如果要看的话,却也可以补寄。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画,但在他的朋友手里别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于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

    近两年来,大开了印卖遗著的风气,虽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人合作的,但这已不是先前的所谓“骸骨的迷恋”(2),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余光,想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3)。我不大佩服这些活家伙。可是这一回却很受了感动,因为一个人受了难,或者遭了冤,所谓先前的朋友,一声不响的固然有,连赶紧来投几块石子,借此表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并不算怎么希罕;至于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者,以我之孤陋寡闻,可实在很少知道。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到第二天付邮寄去,因为恐怕连累付印者,所以不题他的姓名;过了几天,才又投给《文学丛报》(4),因为恐怕妨碍发行,所以又隐下了诗的名目。

    此后不多几天,看见《社会日报》(5),说是善于翻戏的史济行,现又化名为齐涵之了。我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骗,因为汉口的发信者,署名正是齐涵之。他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孩儿塔》不但不会出版,大约他连初稿也未必有的,不过知道白莽和我相识,以及他的诗集的名目罢了。

    至于史济行和我的通信,却早得很,还是八九年前,我在编辑《语丝》(6),创造社和太阳社(7)联合起来向我围剿的时候,他就自称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现了,投稿是几则当时所谓革命文豪的劣迹,信里还说这类文稿,可以源源的寄来。然而《语丝》里是没有“劣迹栏”的,我也不想和这种“作家”往来,于是当时即加以拒绝。后来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谣言,或者忽又化为“天行”(《语丝》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别一人)或“史岩”,卑词征求我的文稿,我总给他一个置之不理。这一回,他在汉口,我是听到过的,但不能因为一个史济行在汉口,便将一切汉口的不相识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

    今天又看见了所谓“汉出”的《人间世》(8)的第二期,卷末写着“主编史天行”,而下期要目的豫告上,果然有我的《序〈孩儿塔〉》在。但卷端又声明着下期要更名为《西北风》了,那么,我的序文,自然就卷在第一阵“西北风”里。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题目是《日译本〈中国史略〉序》。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写的,这里却不知道何人所译,仅止一页的短文,竟充满着错误和不通,但前面却附有一行声明道:“本篇原来是我为日译本《支那史》写的卷头语……”乃是模拟我的语气,冒充我自己翻译的。翻译自己所写的日文,竟会满纸错误,这岂不是天下的大怪事么?

    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史济行的把戏,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希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成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

    最后,我还要添几句由“多疑”而来的结论:即使真有“汉出”《孩儿塔》,这部诗也还是可疑的。我从来不想对于史济行的大事业讲一句话,但这回既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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