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年流寇南直，打下凤阳等地，后来李自成部又在河南举兵，归德到林县和杞州一带，包括睢宁等地都遭了兵火，可以说是赤地千里，旗军们对北上几千里救京城的皇帝毫无兴趣，但对几百里外百姓们的遭遇却极为关注，因为那些人和他们遭遇的事会使旗军们感同身受，这种事随时可能落到自己头上，这才是旗兵们最为关注和担忧的事情。

    除了远在北方的邸抄新闻外，淮安的变化也叫人忧心不已。

    原本以盐城为核心，这一片地方有一万多平方公里，核心地带只设了盐城一县，地方大，人也不少，却没有设多少州县，更不必说有多少驻防，更不必说有多少驻防兵马。

    虽然滋生了不少盐枭和海盗土匪，但凡事有利有弊，偏远地方的百姓很少能看到衙役和帮闲下乡来滋扰，更不要说乱兵生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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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史可法梳理江防，陆续把黄得功和刘良佐布置在和州和凤阳等地之后，在二月时山东镇总兵刘泽清擅自南下，虽然违背了北上勤王的旨意，但远在北京的崇祯皇帝和南京的官员们却根本不敢处置，刘泽清好歹还算大明的总兵，其部下也算是大明的官兵，要是逼急了将旗帜一换成了顺军，那乐子可就太大了。

    刘泽清其实对驻守淮安不算满意，江南才是最富裕的地方，左良玉在荆北一带驻守，其部下从几千残部又膨胀到了十几二十万人，据说还在持续的增长之中。

    左部的核心原本有两三万人，在朱仙镇一役左良玉部被彻底打跨了，大半部下被李自成所部歼灭，刘泽清原本以为左良玉这下完蛋了，谁知道移驻荆北之后，左良玉的部曲象吹皮球一样吹涨了起来。

    乱世之中，人心易变。

    在十余年前，刘泽清也绝不会也不敢有什么异志。

    到了崇祯年间，皇帝自己带头屡坏国法，对坏事的武将极为优容，左良玉多次败逃不听军令，顶撞文官上司，却是屁事没有，只要武将还有用，皇帝就不会以国法制之。

    这样等于是崇祯自己亲手毁了祖宗二百多年的制度，武将们越来越桀骜不驯，左良玉和贺人龙等悍将连杨嗣昌这样的阁老督师都不放在眼里，虽然贺人龙后来死在了孙传庭这样的狠人手中，但左良玉却平安无事。

    在河南惨败之后，左良玉又回到江南，其一直有东林党的背景，在江南荆北一带得到了大量补给，实力迅速恢复，现在麾下光是总兵就有好几十个，左良玉自己已经是加平贼将军，在大明的武将中，原本除了几个边军重镇的总兵，其余总兵俱无加号，但以一总兵统驭数十总兵，这在大明军制里并无先例，以武将直接统驭十几万大军，这在大明只有开国和永乐时期才有，到英宗早年的土木之变以后，公侯伯死了一大批，勋贵统兵的传统就此消失，文官统兵成为传统，到了崇祯末期，终于又有武将统帅大军，这是相当危险的兆头了。

    刘泽清本人懦弱无能，但擅长阴谋机变，行事又无底线，这样的人反而容易在末世出头。

    在崇祯中期之前刘泽清不过是个参将，后来一路副总兵总兵，到现在其麾下也有三万兵马，其部下总兵副总兵也有十余人，将其麾下兵马分而统之。

    刘泽清对驻守在淮安并不高兴，他更想去江南，但史可法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妥协，按史可法的想法，刘部应该移驻到徐州，与黄得功部和刘良佐部准备北上勤王才是。

    刘泽清只能退而求其次，扬州相对淮安人口更多，地方更富裕，更适合驻军壮大。

    此时法度崩坏，朝廷对军头们已经毫无制衡能力，刘泽清部到了淮安之后，开始在各县驻军，同时派出大量兵马到各个乡镇村落征粮。

    在征粮之时当然不可能是和风细雨好商好量，而是蛮横霸道，甚至不惜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