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身边的太监，勋臣，亲臣，文官，武将，地位越高接触的越多，暗地里的非议就越是明显。

    打从崇祯元年开始到十七年，这位性格严刚的天子做了太多错事，性子急燥处事一味刚毅是病，但可以治，太多想法和变化也可以接受，刚愎自用猜忌和不信任臣下，臣子也能按着药方抓药，努力调整自己来适应天子。做事没担当诿过于下也可以适应但所有的这些毛病都是一位天子集大成，这就叫臣下没有办法适应和接受了。

    打从崇祯元年到十七年，首辅就换了五十多个，被杀的首辅也是好几个，固然是十七年间遇到很多麻烦和难题，但从崇祯皇帝十七岁时他就展现出了性格中所有的缺陷和施政的不对盘，喜欢猜忌自以为是，又敢于下杀手，然后又不定性，喜欢朝令夕改，过于急燥，昨天任命今天就想看成果，一旦事情不顺就感觉是臣下的错有人说崇祯年间事情坏在东林党人身上，这其实也是冤枉，凭崇祯皇帝的这性格，除了周延儒和温体仁外就没有哪个大臣能在崇祯朝经营起哪怕是最小的政治团体，可周延儒和温体仁又如何，他二人也就短短几年的风光而已

    奸臣其实是有奸臣的作用，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利益共享，不管其目标如何，掌握权势后能令上下政令通达，最少大家不会一直给对方使绊子。

    天启朝的魏忠贤得到后人不少吹捧，其实魏忠贤政治眼光一般，也谈不上有什么亮眼的施政，立生祠等举措更是浪费了大量的财富。但魏忠贤在天启的信任和支持下，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是完全掌控了朝局，地方到中央上下齐心，财赋收的上，军队不敢抗命，官员听九千岁的命令做事，这样一来哪怕是个老农出身的权阉掌事，国事也能正常运作，天启只管在宫里打木匠，比他弟弟过的潇洒的多，天启年间的国事反而比崇祯年间要运作正常的多往上推的万历皇帝也是如此，先用张居正，再用申时行，王锡爵，方从哲万历懒政，争国本带来的三大案更是昏聩，但万历就在两件事上用心，而且都做的不错，一是选择合格的首辅，保持大明王朝最基本的运转，二是关心军务，万历再懈怠国事，军务却是不敢不上心，因为这位身体不好精神体力不济的皇帝心里明白，别的事都是小事，军务上的事却关系到他大明的生死存亡，不敢也不能有丝毫懈怠。

    当然了，神宗懒政的后果也极为严重，高拱和张居正收拾过的官场又疲沓了，种种懒政和浪费之下，再加上三大征的耗费，大明帝国的财政再次破产。而且神宗懒到连官员都不任命，六部堂官都能缺额一半，从中枢到地方的官场一无纪律二无动力，再加上争国本造成的官员内斗最终形成了党争，这都是神宗带来的恶果，并且祸及子孙。

    可是不论怎么说，明末的情形没坏到必定亡国的地步，不是当今天子当皇帝，不需要把朱重八请回来，或是永乐，仁宗，宣宗这些出色的帝王，只要万历再活十年，或是天启多活十年，大明都不会闹到亡国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