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人和。敌方虽然万余大军，面对的不止是我们一营将士，还有一营的警备士和数万可以动员利用的军户和百姓，利用得当，我军已经坐拥人和地利，所谓天时，无非就是顺天应人刘泽清至我淮安一府，未御一敌，搜刮无数，不知道已经害死多少良善百姓，百姓不视其为官兵，而是视之为贼寇一流，民心即天心，此战看似敌众我寡，但天时，地利，人和，俱在我手，我军岂有不胜之理传我将令，我全营将士即刻备战，同时调用所有可用之民力，建长栅，修箭楼，调集所有警备士和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的壮年军户，充为后备守御，军户之家，多有传承兵器，令所有人执兵备战，在这短短时日里，不必练习武艺，多认将旗，多操练守御之法，在决战之时，方可助我军一臂之力”

    闵元启说罢，抽出腰间佩刀，雪亮刀锋往上一竖，闵元启怒声道“此战，我军必胜”

    “必胜”

    所有在场的武官，俱是一起怒吼起来。

    韩森神色木然的坐在船舷一侧，在他身前则是负责这一次行动的百总武官。

    此行共出动漕船三艘，一百一十余名将士分别列坐在三艘漕船之上，各人拢着手中兵器，束甲戴盔，每人均是盘腿坐着，在海浪的起伏之下，人们也是随着船身上下起伏而上上下下的漂浮着。

    原本是不用动员这么多漕船，这些船都是大船，每艘船都长约二十三四米，宽近四米，每船有舱十余间，百多将士，一艘船就足够了。

    这等大船，一次可运六百石粮，每次出发北上其实运送的粮食数量要倍于要求的数量。

    因为漕运时间久，在运河的枯水期要动员大量人力拉纤，每船拉过枯水河面之后，众人合力再拉下一艘。

    每次拉纤都是极为痛苦和漫长，每个运军都会皮开肉绽，困苦不堪。

    正因如此，漕运耗费也是极大，运六百石粮食到通州，付出的代价是几个月的时间和最少三倍以上的消耗。

    这当然极为不经济，元时因为运河堵塞是用的海运，到明初之时海运也属正常之事，在后世南京和山东等地就出土过若干艘明初的海船，多半是一千料至四百料左右的海船，以此来北上供给军需。

    甚至明军征服辽东，开初之时也是利用鸭绿江等水道，持续不断的运送人员军需，为大军征战和筑城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明军继续北上进入外东北区域，则是利用的黑龙江和嫩江等江河，明军主力依江河而进，一直抵极北之地，在当地建造寺庙，刻石纪念，并且沿江大封卫所，将那些蛮夷部落收纳为大明的卫所编制，最少在明初洪武到永乐年间，大明不光是在奴儿干都司分封了几百个卫所，并且在几处要紧地方有驻军，说是掌握了这极北之地的大片疆域，并非是后人指摘的那样是纯粹的羁縻之地，划在版图之内算是地图开疆。

    因为大明太祖的保守和国初国力的孱弱，后来的大明逐渐保守封闭，洪武年间就定下闭海国策，到了永乐年间大规模的宝船船队也是和实际无关，既没有改漕为海的打算，也没有开展对外贸易的动力，宝船多次出海都是为了宣扬大明国威，使海外蛮夷前来朝贡，满足永乐皇帝好大喜功的心理。

    有后人穿凿附会，说是宝船带回大量金银，那也是胡说八道。

    明初几十年积累的金银，在永乐末期损失过半，都是因为宝船出海赐给外夷大量金银财物，而所得的不过是对方贡上的些许特产，加上建造宝船的费用极高，消耗极大，加上永乐帝北伐蒙古，南征安南，建大报恩寺，武当宫观，修北京城和紫禁城，任何一样大工都是要费时多年和征调大量民力。

    洪武三十多年积累的国力，在永乐年间几乎是消耗一空，所谓的永乐盛世是消耗预支了大明国力而成。就算如此，永乐帝的宝船船队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