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找好以后，我回到广州一边继续上班，一边等待博士毕业证的发放。听说论文还要送交研究生院的校学术委员会审查，审查通过才能发放博士毕业证。有没有可能审查不通过呢，理论上是有的，所以我也不敢贸然辞职。虽然辞职的计划一直埋在心里。我依旧每天来到办公室，但是我的心态较之以前放松了很多。以前是为了博士毕业拼命，现在则是整理一些以前写的论文，找合适的期刊投稿。毕竟学术这条路还是要一直走下去，副教授还是要评。所以科研项目的申请书要写，论文也要写。

    办公室里平时冷冷清清的，多数老师一般都是有课才来的，像我这样天天来办公室的人不多。而且，同一个办公室的老师，这几年也陆陆续续地也走了好几个。

    先是丰老师走了，去了广州另一所高校，据说是因为评职称没评上的的原因。丰老师的能力挺强的，当时还承担了土木系的副主任，可能在评职称时遇到了排挤，干脆一走了之，听说走了以后很快就评上教授了。

    后来是邓老师走了，转岗去做了行政，不搞教学不搞科研，一切都放下，过着很惬意。

    接着是唐老师退休了，55岁。说来也巧，唐老师也是交大毕业的，90年代南下广州淘金。唐老师是交大子弟，她父亲是国内最早的一批火车机车专家，她从小就在大学里校园长大。大学毕业后来广州工作，先是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后来进了松田大学。唐老师是名门之后，虽然说学历只是本科，不过他们那个年代本科进高校也是正常的事，唐老师最厉害是她社会资源广泛，自身业务能力也很强。很早就评了副教授和硕导，是学院横向项目最多的教师。在广州房子买了好几套。

    然后是梁老师今年退休了，60岁，他的一生也算是辉煌，是学院早期少数的几个教授之一。他虽然没有做过行政领导，他长期承担校学校委员会的委员，这是何等的荣誉。听说他退休以后，被一家设计院聘为顾问，一身的本领仍然有用武之地。

    办公室里平时只有我有老周在。老周是当年以博士身份和我一起来报到的。工作二年多后就评上了副高，那时候全校的博士很少，评副高的条件也不像现在这么高。新的博士一般三年左右都能上副高的。老周在是广州某著名985高校脱产读的博士，学术功底扎实，人脉也广。横向项目特别多，在学院干得也不错。以他的资历，现在也该上正高了，无奈他忙于做横项项目，纵向的科研课题比较少，一直没达到正高的条件。老周换个学校说评正高就容易些，但是自己年龄大了，懒得动了。去一个新地方又得重新适应环境，现在在这里也呆得习惯了，上不上正高也就随缘吧。我如果是他，我可能不愿意动，因为他生存没有问题。他能项目，能发文章，能带研究生，每年的工作量考核没有压力。而我就不同了，我虽然有了博士学位，可我还是发不出高水平的论文，申请不到科研项目，也没有硕导的资格，工作量考核还是可能过不了。

    所以我必须走，因为我在这里混不下去了。回想当年第一次走进办公室的情形还历历在目。那时候的我，莽撞无知，激情四射，年轻气盛，一心想做出一番事业来，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科研上，处处都想出人投地、出类拔萃。我也曾经努力拼博过，可后来几乎全都事志愿违。教学上、科研上，没有一样拿得出手的成绩。究其原因，和我自身的能力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

    人生的成败，其实主要取决于人的性格。孤独、傲慢、急躁、贪婪、无知、戾气重，这些槽糕的性格，影响了工作的成就和生活的幸福。做事没有耐心，缺乏定力，急于求成，加上心高气傲，眼高手低。遇到挫折就悲观消极。最终就落到一个蹉跎岁月，一事无成的结局。要当好一个老师，其实首先是要做好一个人，做一个性格好的人。可惜我是到很晚才阴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