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在这里也不等，因为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由于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不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不等，因而利润也就不等。

    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条件和另一个部门相同，但前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大于或小于后者，实际上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我们假定两个生产部门都用100镑作为可变资本，每周都雇用100个工人来推动同等数量的机器和原料，但是，B的机器和原料比A贵。在这种情况下，100镑可变资本在A推动的不变资本，比如说，是200镑，在B推动的是400镑。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二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都是100镑；因而它们的利润也都是100镑。但在A那里，100/（200c+100v)＝1/3＝331/3%；而在B那里，是100/(400c+100v)＝1/5＝20％。事实上，如果我们在两个场合各从总资本中取出一个部分来看，那末，在B那里，每100镑只有20镑或1/5形成可变资本，而在A那里，每100镑中却有331/3镑或1/3形成可变资本。B每100镑所生产的利润较少，因为同A相比，它推动的活劳动较少。这样，利润率的差别，在这里又归结为每100投资所生产的利润量的差别，而这又是因为剩余价值量有差别。

    这第二个例子和前一个例子的差别仅仅在于：在第二个场合，既然技术基础相同，所以A和B之间的平均化，仅仅要求A或B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化；而在第一个场合，因为两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构成本身不同，要实现平均化，就必须改变技术构成。

    因此，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同资本的绝对量无关。问题始终只是：每100中有多少可变资本，有多少不变资本。

    可见，用百分比计算的不等量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在这里是一样的，——在工作日相等、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利润量，因为它们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量；而这又是因为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它们的可变部分也就不同，因而它们所推魂的活劳动量也就不同，它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即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实体的量，也就不同。在不同生产部门，总资本各个相等的部分，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资本100所推动的劳动量，从而它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取决于它的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如果一个百分比构成为90c+10v的资本和一个10c+90v的资本，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会生产出同样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那就非常清楚，剩余价值，从而价值本身的源泉必定不是劳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而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就会失去任何合理的基础了。如果我们仍旧假定一镑等于一个工人一周60个劳动小时的工资，剩余价值率＝100%，那末很清楚，一个工人一周内能够提供的总价值产品＝2镑；10个工人一周内能够提供的总价值产品不会多于20镑；并且，因为这20镑中10镑用来补偿工资，所以，10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会多于10镑；然而，90个工人——他们的总产品＝180镑，他们的工资＝90镑——却会创造出90镑剩余价值。因此，利润率在一个场合是10%，而在另一个场合是90%。如果不是这样，价值和剩余价值就必定不是物化劳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可见，因为不同生产部门按百分比考察的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是按不同比率分为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的，它们所推动的活劳动不等，因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也不等，所以，它们的利润率，即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百分比也就不同。

    但是，如果不同生产部门用百分比计算的资本，或者说，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它们的有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