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抵，但支付差额对一国来说还可能是顺差或逆差。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区别在于：支付差额是一个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结清的贸易差额。危机把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的差别限制在一个短时间内；而在危机已经发生，因而现在支付期限已到的国家，又会有某些情况发展起来，这些情况本身会引起结算时期的缩短。首先是输出贵金属；然后抛售委托销售的商品；输出商品，以便抛售这些商品，或凭这些商品在国内取得贷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废止信用，使有价证券跌价，抛售外国有价证券，吸收外国资本投到这些已经贬值的有价证券上，最后是宣告破产，以抵偿大量债权。这时，还往往要把金属输出到已经爆发危机的国家，因为向那里发出的汇票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用金属支付。此外还有这一情况：对亚洲来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是它的债务人。一旦上述各种情况对另一个有关国家发生充分的影响，那个国家也会开始输出金银，一句话，会出现支付期限，于是会重复同样一些现象。

    在商业信用中，利息，作为信用价格和现金价格的差额，只是当汇票具有比普通期限长的期限时，才加到商品的价格中去。否则，就不会。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手接受信用，另一手给予信用。{这和我的经验是不一致的。——弗·恩·}但是，只要贴现以这种形式在这里出现，贴现就不是由这种商业信用调节，而是由货币市场调节。

    如果决定利息率的货币资本的供求，象奥维尔斯顿所断言的那样，和现实资本的供求是一回事，那末，利息就必然会因为我们考察的是不同的商品，或者是同一商品的不同阶段(原料、半成品、成品)，而同时是低的又是高的了。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是在4%(1月到9月)、21/2—3%(11月到年终)之间变动的。1845年利息率为21/2%、23/4％、3%(1月至10月)，最后几个月是在3％和5％之间。优级奥尔良棉的平均价格，在1844年为61/4便士。在1845年为47/8便士。利物浦的存棉在1844年3月3日为627042包；在1845年3月3日为773800包。按照棉花的低廉的价格判断，1845年的利息率必然是低的，而在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它也确实是低的。但是如按照棉纱来判断，利息率却必然是高的，因为棉纱的价格是相对高的，棉纱的利润是绝对高的。每磅价值4便士的棉花，1845年用4便士的纺纱费就可以纺成棉纱(上等二号40支细纱)，这个棉纱一共只要纺纱者花费8便士，而在1845年9月和10月，他却可以按每磅101/2便士或111/2便士的价格出售(见下述怀利的证词)。

    整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决：

    如果借贷资本的供求要和一般资本的供求相一致(虽然一般资本的供求这句话是荒谬的；对产业资本家或商人来说，商品是他的资本的一个形式，但他从来不要求资本本身，他只是不断要求特殊的商品本身，并且把它作为商品——谷物或棉花——来购买和支付，而不管它在他的资本循环中起什么作用)，那就要假定没有贷款人，代替贷款人的是占有机器、原料等等的借贷资本家，他们象出租房屋一样，把这些东西贷给或租给那些自己也有一部分这些物品的产业资本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供给就会和对产业资本家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相一致，会和对商人的商品的供给相一致。但是，很明显，这样，利润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分配，首先就会完全取决于贷出的资本和使用者所有的资本之间的比例。

    按照魏格林先生的说法(银行法，1857年)，利息率是由“闲置的资本量”决定的(第252号)；“只是寻找投资场所的闲置的资本量的指数”(第271号)；这种